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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代的揚州堪比“紐約”,為什么現在會衰落為三線城市

2020-03-09  八面楚風

      歷史大學堂 出品
      文:計白當黑
      編輯:莉莉絲

       

      紐約位于美國東海岸,是美國第一大城市和第一大港,2018年11月,紐約被GaWC評為Alpha++級世界一線城市。與紐約相似,自唐朝始,“揚州雄富冠天下”。《資治通鑒》曾評價:“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如今揚州淪落為三線城市,究其原因,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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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和揚州頗有相似之處。紐約的繁榮,與哈德遜河密不可分。哈德遜河全長507公里,流域面積近3.5萬平方公里,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哈德遜河突顯了其重要的戰略價值。19世紀,三條運河的開鑿,使得哈德遜河與中西部聯成一體,成為美國最重要的航道之一。紐約在坐擁航運便利的同時,迅速發展成為貿易重鎮。

      揚州的地理位置同樣得天獨厚。它位于長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長江和京杭大運河在此交匯,是南上北下、西進東出的航運重鎮。大運河是唐朝唯一南北水道,當時的驛路往往與水道并線而行,揚州的地理位置,儼然成為了唐朝的水陸物流集散中心。



      上圖_ 標注處為 唐朝時期揚州 位置所在


      上圖_ 唐朝揚州城平面圖



      南宋文學家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坦言:“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鹽鐵,歷來是國家經濟的命脈,揚州作為鹽鐵的中轉港口,積累了豐富的航運紅利,把它稱作唐朝版紐約,并非言過其實。

      受益于發達的航運,揚州與紐約的發展軌跡十分類似。揚州瀕江近海的優勢,在對外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唐朝,揚州與大食、波斯、東南亞等國家,進行外交通使和海外貿易。



      上圖_ 揚州城考古遺址公園



      公元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柯達貝在其著作《道程及郡國志》中,將揚州和龍編(今越南河內東)、廣州、泉州并稱“東方四大港”。沈括在《夢溪補筆談》中,認為“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十三步。”揚州成為僅次于長安和洛陽的第三大城市。

      經歷了五代十國,宋朝的揚州在航運和造船的帶動下,不僅迅速恢復了生機,還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以商業稅為例,在全國35個城市中,揚州以年均八萬貫排名第三。北宋文學家司馬光用“萬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風酒并壚”來形容揚州的繁榮。



      上圖_ 司馬光題跋全身像



      八仙過海  各顯神勇

      盡管揚州和紐約交集很多,不過兩者的差別還是很明顯的。紐約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控制著全球40%的財政資金。紐約證券交易所市值超15萬億美元。當地的服裝、印刷、化妝品等行業,位列全美首位,機器制造、軍火生產、石油加工和食品加工等行業,也在全美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可以說,紐約的經濟結構是多位一體全方位的。

      反觀揚州,經歷了唐宋時期的高速發展,揚州進入了經濟轉型期。明萬歷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明神宗朱翊鈞在兩淮推行食鹽綱法。朝廷以“根窩”的名義,向鹽商出售食鹽專賣權,為國家賺取了大筆的鹽稅。而販鹽致富的商人,聚焦在揚州下關,成為揚州的特殊群體。



      上圖_ 《揚州畫舫錄》中將鹽商稱為“鹽凱子”



      至清中葉,朝廷每引食鹽的批發價為12兩銀子,鹽商在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販運食鹽,轉手之間就能賺取至少25%的利潤。此時,正值人口大爆炸,食鹽出現了供需兩旺的態勢。鹽業的崛起,使其與航運并駕齊驅,成為揚州最重要的兩大經濟支柱。

      五十年內,鹽商在朝廷指定的市場中,售出了700萬引食鹽。鹽商手握根窩,剝削勞力,鹽利超過了五成。有官員感嘆:“淮商資本充實者以千萬計,次者以數百萬計。”鹽商的實力可見一斑。從經濟結構上看,揚州和紐約不盡相同,航鹽并舉是揚州的主要發展模式。



      上圖_ 清朝宣統年間的 鹽引



      落其實者思其樹

      持續興盛一千多年之后,揚州的危機開始顯現。最直觀的表現來自于長江。唐朝時,長江在江蘇靖江和江陰一線奔騰入海,比如今的入海口西移了近三百公里,而且江面也比現在寬闊很多。中唐詩人李紳有文為證:“潮水舊通揚州郭內”。足以證明當時海船是可以開到揚州城下的。隨著入海口的不斷延伸,揚州喪失了在長江上原有的區位優勢。

      接著補刀的是大運河。作為溝通南北交通大動脈,大運河貫穿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等五大水系。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黃河決口,沖決運河堤岸,南北河運受阻,朝廷只得改走海運,以此形成定制。河運的癱瘓,造成揚州交通重鎮的地位一落千丈。

      航運崩盤在即,鹽業頹勢已現。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轟動一時的“兩淮鹽引案”告破,原鹽政高恒、普福、鹽運使盧見曾絞監候,就連翰林學士紀曉嵐也涉案發配了。經此打擊,兩淮鹽業一蹶不振。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兩淮鹽場由二十家減至十二家。



      上圖_ 清朝的揚州風景圖



      道光年間,官鹽矛盾更為突出。鹽商拖欠鹽稅、以次充好、夾帶走私,導致府庫空虛、腐敗嚴重。道光皇帝任命陶澍為兩淮鹽政,力圖改革鹽政弊端。陶澍實施“官督商運”和“加斤減價”的方法,革除鹽商夾帶逃稅的陋習,同時在淮北推出“票鹽制”,鹽業由鹽商專賣轉變為自行販賣。兩淮鹽政改革八年后,陶澍不僅追回了當年大筆欠稅和公款,還使鹽價下跌,稅收緩增。

      票鹽制直接打擊了鹽商的現實利益,陶澍稱:“查淮商向有數百家,近因消乏,僅存數十家,且多借資營運,不皆自己資本。”作為官鹽貿易的中心,揚州同樣受到了牽連。航運和鹽業的相繼撲街,揚州衰落已成必然趨勢。



      上圖_ 晚清時期的 滬寧鐵路上海火車站



      另外,長期不通鐵路,制約了揚州的發展。1905年,滬寧鐵路開通,沿線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地順勢崛起。1912年,津浦鐵路的開通,帶動了徐州、濟南、蚌埠等地的發展,尤其是蚌埠,津浦鐵路和淮河在此交匯,籍此一躍成為皖北重鎮。交通的瓶頸,導致揚州在近代經濟大變局中,錯失了發展良機。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有這樣一句經典臺詞:“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里是地獄。”說明一個城市機遇和危機是并存的。揚州也不例外,因航運而發跡,也因航運而衰弱。清末的鹽政改革,加速了地位的下滑。

      2018年,揚州的GDP達5466.17億元,比上年增長6.7%,位列全省第8。目前,揚州通過轉型升級,實現穩中求進,力求從三線城市中脫穎而出,躋身二線城市行列。

      參考資料:《道程及郡國志》《夢溪補筆談》《容齋隨筆》《資治通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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