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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出了個狂人:不能流芳百世,那就遺臭萬年

原創
2020-03-05  最愛歷史...

    東晉出了個狂人。

    他士族出身,也會清談,卻能“親披甲胄,結陣督戰”,一生戎馬倥傯。

    他位極人臣,卻生性節儉,宴飲時不過只有茶和幾盤水果。

    他鎮守荊州時,聽說西邊的成漢政權日漸衰敗,沒經過朝廷同意就擅自出兵,一舉平定了蜀地。那時,朝中的玄學家還在思考人生。

    他受朝廷掣肘,決定以軍功立威,發動三次北伐,鏖戰北方胡人,一度收復洛陽,祭掃了先帝陵寢,中原士民以為“天亮了”。

    他不掩飾野心,對幕僚豪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路過曾經舉兵叛亂的權臣王敦墓前,連聲稱贊:“可人,可人!”這是夸王敦能干,不是說人家可愛。

    他還擅行廢立,擁立新皇帝后大肆罷免、誅殺與自己有過節的士族,整天想著讓皇帝禪讓于己,卻遭到其他士族阻撓,還沒等到加受九錫(當時皇帝賜給大臣的最高禮遇,也是權臣篡位的象征),自己就病死了。

    他是桓溫,一個打破了東晉門閥政治游戲規則的人。

    東晉狂人:不能流芳百世,就遺臭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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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晉一代,皇權與士族實際上長期處于相互制衡的狀態,瑯琊王氏、潁川庾氏、龍亢桓氏與陳郡謝氏等門閥勢力,你方唱罷我登場,先后扮演“王與馬,共天下”的角色。這是一個貴族制社會,甚至士族的勢力已經超過了皇權。史書評價,自永嘉南渡之后,“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

    以桓溫為代表的龍亢桓氏能一躍站在歷史舞臺的中央,也算錦鯉本鯉了。

    桓溫祖上闊過,龍亢桓氏出自漢代大儒桓榮,是帝師級別的豪門,但傳到第六世就不行了。桓氏的六世祖史載闕如,田余慶等學者考證,這位桓溫曾祖輩的人物應該是曹魏大臣桓范

    讀過三國的朋友都知道,這位桓范曾經卷入高平陵之變,還勸曹魏的宗室權臣曹爽反抗司馬懿,但曹爽太慫,沒采納他的建議,后來曹家的江山也丟了。桓范因此被司馬氏治罪,株連三族,甚至從桓氏除名。桓氏一族由一個家學累世相傳的經學世家淪為刑家,顯然成不了氣候。

    東晉狂人:不能流芳百世,就遺臭萬年

    ▲高平陵之變中,桓范力勸曹爽挾持魏帝抵抗司馬懿,卻不被采納(劇照)。

    到桓溫的父親桓彝這代,趕上了建功立業的好時候。桓彝年少家貧,卻很爭氣,成為列名“八達”之一的名士,平時主要的行為藝術是散發裸奔、宅家飲酒。他常年在名士圈子里混,給兒子取名為溫,是出自當時的名人溫嶠

    桓彝極富政治遠見,南渡之初就抱上了王導的大腿,稱他為“江左管夷吾”,后來正是王導助晉元帝司馬睿建立了東晉朝廷。到了晉明帝時,桓彝又參與平定王敦之亂,立功受爵。后來蘇峻之亂,桓彝更不得了,在與叛軍交戰時以身殉國,成了烈士。

    至此,原本以經學成名的龍亢桓氏,靠著桓彝的軍功重返政壇,代價就是桓溫年紀輕輕沒了爹。桓溫時時想著復仇,殺害桓彝的仇人去世后,桓溫假扮成客人出席他的葬禮,并當著眾人的面親手刺殺了仇人的三個兒子,著實是個猛人。

    桓溫年少喪父,卻還有個好老婆。桓溫長得帥(“眼如紫石棱,須作蜻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又有才,于是被選為駙馬,娶了晉明帝的女兒南康長公主為妻。關于這位公主,最為人熟知的應該是一個典故:

    桓溫平蜀,納蜀主李勢之女為妾。南康長公主善妒,帶上數十個婢女,拿著刀就要去找李氏算賬,一看李氏正在梳頭,“發委藉地,姿貌絕麗,膚色玉耀,不為動容”,是個大美人。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公主看到美女都愣住了,擲刀于地,說了一句:“我見猶憐,何況老奴。”總算沒有釀成一樁原配上門打小三的慘案。

    桓溫出身軍功家庭,又當了駙馬,可還是被當時名聲煊赫的一流大族看不起。

    有一次,桓溫想為其子向瑯琊王氏的王坦之求親。王坦之本來想答應,回家問自己老父親的意見,他爸立馬就反對,大怒道:“你竟然這么糊涂!怎么可以為了給桓溫面子,而把你的女兒嫁給軍人之子呢?”王坦之只好以其他理由向桓溫推辭。桓溫心里明白,說:“你父親不肯也就罷了。”

    陳郡謝氏的謝奕,即謝安的哥哥,在桓溫手下當過司馬,二人感情深一口悶,相約一起喝酒。謝奕是個酒鬼,但桓溫酒量不行,喝到一半躲進了南康公主的房中。謝奕酒興未了,拉著桓溫帳下一名將士和他接著喝酒,還拿自己的上司開玩笑,說:“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

    正是由于門第之見,桓溫早年頻頻遭受這些所謂世家大族的奚落,而他本人也處于士族與軍人雙重身份的矛盾之中,本身就是這場門閥政治游戲中的異類。后來他的種種僭越之舉,可說與這種特殊身份不無關系。既然無法成為一個合法的參與者,那就干脆將矛頭對準大環境,向整個東晉王朝發起挑戰。

    但此時的桓溫首先要撈到自己的第一桶金。

    前文說到桓溫娶了個好老婆,這就不得不提南康公主的舅舅庾亮。潁川庾氏是繼瑯琊王氏之后崛起的世家大族,庾亮之弟庾翼庾冰也憑借外戚的身份擔任朝中重臣。桓溫初出茅廬就得到了庾氏家族的有力支持,在官場上如魚得水。庾翼一直看好這個甥女婿,極力向皇帝打廣告:“桓溫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

    東晉時,士族與皇權在互相平衡的同時,也屢生齟齬。庾翼臨終前,希望由自己的兒子繼承自己的官爵,其中包括掌管荊州這一地方重鎮。輔政的重臣何充是皇權的發言人,他極力反對庾氏繼續控制荊州,痛斥庾翼弄權,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在這場朝廷重新調整勢力格局的博弈中,桓溫可謂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作為一個實力弱小的士族,他在會稽王司馬昱和何充的推薦下被推上了前臺,成為新任荊州刺史,都督六州諸軍事。司馬昱,即后來的晉簡文帝,也是桓溫人生中的一個關鍵人物。

    永和元年(345年),34歲的桓溫出鎮荊州,宛如蛟龍入海,他不僅得到一個肥差,有了一塊可以大顯身手的地盤,還掌握了長江中上游的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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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荊州,桓氏還是那個王、謝看不起的軍功家族,桓溫當然要想辦法提升自己的職場競爭力,就好像現在有的年輕人會多修學歷多考證,給自己鍍層金;有的人炒作自己,還要花錢和巴菲特吃頓飯。桓溫靠著其父的軍功發家,在他掌握荊州的兵權后,最直接的方式當然是打仗。

    呂思勉先生認為,“桓溫之志,在于自張權勢,欲張權勢,必立功名,必先其易者;故胡平之謀,一變而為伐蜀。”當時,東晉的北邊是羯族建立的后趙,兵力雄厚、實力強大,西邊是氐族建立的成漢,正龜縮于蜀地。柿子挑軟的捏,桓溫想,那就找成漢打一架吧。

    在出鎮荊州的第二年,桓溫就上疏朝廷請求伐蜀,還沒等朝廷同意,自己招呼都不打就直接領兵上路了。

    巴蜀之地易守難攻,成漢立國四十年,到了后期已經有點兒小驕傲,“恃其險遠,不修戰備” 。桓溫親率大軍西進,先派遣一支奇兵為先鋒長驅直入,轉眼間就到了成漢的腹地青衣(今四川青神縣)。成漢末代國君李勢發兵抵抗,為時已晚。桓溫將輜重留在后方,與將士只帶三日糧,直奔成都而去,沿途三戰三捷。成漢軍隊都還沒反應過來,就到了最終決戰。

    桓溫與成漢在成都西南的最后一戰極具戲劇性。史書記載,此戰開始時,桓溫的先鋒部隊出師不利,參軍戰死,全軍陷入慌亂之中。這時,成漢軍的一支箭還射中了桓溫的戰馬,差點兒讓他摔下馬去。正在桓溫軍正要重整旗鼓時,軍中一個負責擂鼓的軍官估計第一天上班,把發布撤退命令的鼓聲敲成了進攻的號令。桓溫全軍士氣大振,手下將領拔劍督戰,再次向成漢軍發起進攻。

    結果,東晉軍打贏了,李勢投降,成漢滅亡,桓溫僅僅用了三個月就平定蜀地。平蜀之后,天下都知道了桓溫的威名,這次風險投資給了桓溫極大的回報,他如愿以償,以軍功提升了自己的聲望。

    東晉狂人:不能流芳百世,就遺臭萬年

    ▲東晉形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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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蜀不久后,另一個機遇擺在桓溫面前。

    隨著石虎病死,后趙這一胡人政權正走向崩潰。北伐,是東晉朝廷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在桓溫之前,祖逖庾亮兄弟都發動過北伐,但始終無法克復中原。

    針對東晉各派對北伐的態度,錢穆先生有過精彩的分析,他認為東晉一朝的皇室和大世族出于自身利益,大都是反對北伐的,“晉室若要團聚國力,經營北伐,首先不免與門第的要求與希望相沖突。門第自有其憑借與地位,并不需建樹功業,故世家子弟,相率務為清談……對于事物世務,漠不關心,便成高致。”

    相比之下,桓溫卻有非北伐不可的理由,他急切地渴望提升自己的權勢。在統治集團內部的阻礙下,桓溫上表請求北伐,并發兵武昌以做準備。

    但是,東晉朝廷開始忌憚桓溫了,在他自作主張討伐成漢之后,朝廷和世家大族終于知道,這個駙馬爺可比庾氏兄弟還不好對付。東晉朝廷眼見著北方少數民族勢力分裂,不愿錯失良機,可也不敢重用桓溫,于是有意壓下桓溫的表文不回復,改用名士殷浩等主持北伐,命殷浩在揚州都督五州軍事,與桓溫的荊州集團抗衡。

    桓溫得知朝中有人阻撓,憤而反擊,上表說:“昔樂毅謁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饞說殄行,奸邪亂德,及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并自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桓溫的詩文多已散佚,但據史書記載,他一生著作頗豐,在文壇頗具盛名,還被南朝文學評論家鐘嶸評為東晉詩歌大家之一。

    殷浩與桓溫有些交情,雙方也還不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但殷浩這個人只好清談,并沒有軍事才能。朝中因北伐分為三派:桓溫派、殷浩派與調停派。其中,瑯琊王氏的王羲之為調停派的代表。有學者推測,永和九年(353年)的蘭亭之會很可能是為了集合各派代表共商國是而舉行的一場盛會,并非一次簡單的文人聚會。

    正是在這一年,殷浩北伐以失敗告終,此后被廢為庶人。

    對于這個結果,桓溫早已預料到,他對謀士郗超說:“殷浩這個人有德有言,在朝中做個重臣足矣,朝廷用錯人才了。”

    殷浩被免職后,表面很淡定,就是整天拿手比劃,在空中寫“咄咄怪事”四個字,其實他也想投靠老朋友桓溫。后來聽說桓溫要起用自己,殷浩就興高采烈地寫了一封信回復,但因為太在意此事,更是忙中出錯,他把紙張反復攤開十余次,最后陰差陽錯地寄去了一封空書信,桓溫一看,直接和他絕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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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浩失敗后,桓溫成為北伐的唯一人選,朝中再也沒人能阻止他。

    之后,桓溫在15年內發動了三次北伐。桓溫北伐,雖取得了不少戰果,但最終也是前功盡棄,不然也沒南北朝什么事了。不過,北伐將桓溫的勢力推向了頂峰,至太和四年(369年),在擁有軍權的東晉十二州中,桓氏已掌握其中一半以上,遠遠超越了此前王、庾等大族的軍事實力。

    在永和十年(354年)的第一次北伐中,桓溫的主要對手是前秦苻健

    苻健在后趙衰落、北方大亂之時占據了關中,建都長安。此時的前秦,只是割據一方的地方勢力,30年后,苻健的侄子苻堅將在統一北方后,帶給東晉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驗。

    桓溫與前秦軍戰于藍田,親自擂鼓督陣,終于大破秦軍,率軍到達長安以東的灞上,至此,關中震動,各郡縣吏民紛紛來降,當地百姓“持牛酒迎溫于路者十八九”。有一些經歷過永嘉之亂的老人感激涕零,說:“沒想到今日還能見到官軍。”自上一次晉軍來到關中,已經過去了將近四十年。

    在這些夾道圍觀的人群中,有一個叫王猛的隱士,這是個了不得的人物,后來正是他輔佐苻堅統一了北方,而此時,王猛與另一位梟雄桓溫相遇。見到桓溫后,王猛“披褐詣之,捫虱而談”, 他身上披著一條破麻袋,一邊抓著虱子,一邊談論天下大事,旁若無人,一副魏晉名士的風流做派。桓溫一看,人才啊,就問,王先生,我奉天子之命率領大軍來為討伐逆賊,為百姓除害,關中的豪杰為何不來投奔我呢?

    王猛一言揭穿了桓溫偽裝的面具,說:“將軍不遠千里而來,離長安不過咫尺之遙,如今卻不渡灞水,駐軍灞上觀望。大家猜不透你的心思,因此不敢前來。”在王猛看來,桓溫是為了北伐而北伐,他想要的不過是一個提高個人威望的虛名罷了,根本不是為朝廷分憂,更何況,若北方之敵皆除,桓溫就將失去利用價值,陷入鳥盡弓藏的境地。桓溫聽罷,默然良久。他心中所想,是否真如王猛所說呢?

    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王猛的話還回蕩在桓溫耳邊,而晉軍在灞上的踟躕,果然給了前秦喘息之機。苻健站穩腳跟后,繼續固守長安,與桓溫軍再戰于白鹿原,晉軍死傷慘重,再加上糧草不濟,只好退兵,此次北伐無功而返。

    東晉狂人:不能流芳百世,就遺臭萬年

    ▲王猛畫像。

    此后的兩次北伐,桓溫盡管也取得了一些勝利,還在第二次北伐中拿下洛陽,祭拜、修復了毀壞的西晉諸帝陵墓,可更多是功敗垂成,尤其是在第三次北伐的枋頭之戰中,慘敗于前燕名將慕容垂。這是桓溫軍事生涯中最大的一場敗仗,晉軍死者多達數萬。

    枋頭之戰前夕,前燕的謀臣申胤早已斷言桓溫必敗。他認為:“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與之同心。故溫之得志,眾所不愿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意思是說,桓溫功高震主,這是晉廷朝臣都不愿意看到的結果,他們必會千方百計阻撓此事。

    東晉朝廷始終是桓溫的另一大戰場。在三次北伐后,桓溫已經兼領揚州,將東晉的荊、揚兩大重鎮一手掌握,是時候找政敵們算賬了,他甚至要徹底推翻這場東晉門閥的政治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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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北伐失敗之后,東晉朝中明里暗里反對桓溫的聲音更是不絕于耳,桓溫當然要讓這些反對者知道,晉朝現在是誰做主。謀士郗超為桓溫獻上了一條計策,說:“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于公矣。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為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內,豈可不深思哉。”郗超的意思是,您要證明整個東晉朝廷就你最牛掰,你就要把皇帝廢了,做給那些反對你的人看。

    當時的晉帝叫司馬奕。桓溫依仗軍功,位高權重,早已今非昔比,他聽從郗超的建議,借故把司馬奕貶為海西公,以此樹立威名,并擁立曾經支持過自己的會稽王司馬昱為帝,是為晉簡文帝

    桓溫擅行廢立,實際上已經暴露自己篡位的野心,他甚至將此事做絕,大肆屠殺仍然擁戴海西公的士族,其中就包括庾氏一族,只因庾冰之女為海西公妃,庾氏因此被視為海西公一黨。史書記載,庾氏的庾倩、庾柔被殺,庾希被逼反,之后,桓溫還將庾希、庾邈及子侄五人俱斬于建康市,夷三族。二十多年前,桓溫得到妻子舅舅們的提攜而嶄露頭角,如今的他,卻對這個家族進行了殘酷的大清洗。

    桓溫擅權后,已經打破了皇權與士族之間的平衡。廢立皇帝,意味著他的權力已經凌駕于皇帝之上。耐人尋味的是,桓溫勢力最為強盛時,地盤距離建康只有幾百里,卻始終不愿進京為官,也沒有出兵篡位。桓溫一方面看似不懼皇權,一方面始終有些忌憚,并沒有突破封建臣子的樊籠,這也導致了他最終的失敗。

    同時,桓溫也打破了士族與士族之間的平衡,違背了王導當初團結南北士族的初心。桓溫不僅屠戮庾氏等士族,還頒布“土斷”, 嚴厲清查戶口,對隱匿戶口的貴族地主予以懲處。士族出身的他,成了東晉士族最大的敵人。桓溫根本不想做這場政治游戲的玩家,他是這場游戲的破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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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文帝司馬昱是晉元帝的幼子,也是一個風度翩翩的皇室貴族,史載,“帝美豐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坐滿席,湛如也”。如果不是晉朝皇室一團糟,他或許根本不會出現在政治風暴的中心。宰相何充死后,司馬昱作為他的繼任者輔佐皇帝,代表中央朝廷牽制著以桓溫為代表的地方士族,兩人從最初的相互信任,變成了將相離心的對手。造化弄人的是,在制衡桓溫多年后,司馬昱竟然還在桓溫廢帝后被立為新皇帝。

    簡文帝是個老實人,深知桓溫的野心,在擔驚受怕中只當了八個月傀儡皇帝。病篤之時,他曾緊急召見桓溫,一夜連下數詔,托付軍國大計。

    在最初的托孤遺詔中,簡文帝受桓溫脅迫,寫的是“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并說“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這相當于給了桓溫篡位的口實。

    朝中重臣王坦之謝安分別出自王、謝兩大族,他們立馬就發現這道遺詔的BUG。王坦之得知此事,趕緊持詔書親手毀于簡文帝面前,簡文帝無奈地說:“我的皇位是躺贏得來的運氣,卿何必如此呢?”王坦之憤然道:“天下,是晉宣帝、晉元帝開創的天下,陛下不可獨斷專行!”

    這一句點醒了簡文帝,他只好讓王坦之改寫詔書,說:“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諸葛亮)、王丞相(王導)故事。”這道詔書,意味著簡文帝只是任命桓溫為輔政大臣。當天,簡文帝駕崩,太子司馬曜即位。王、謝等大族掌握了獲勝的關鍵鑰匙,由于桓溫不在朝中,只要他不動武,就威脅不到皇帝與朝中士族的聯合。

    東晉狂人:不能流芳百世,就遺臭萬年

    ▲桓溫原本希望的禪讓,成了“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劇照)。

    桓溫得知此事后,也只能無奈地跟弟弟桓沖寫信說:“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到了第二年,寧康元年(373年),62歲的桓溫病重,他一直要求朝廷為自己加九錫。謝安打聽到桓溫時日已無多的消息,故意拖延時間,直到桓溫去世,也沒有讓他如愿,沒有讓他再接近皇位一步。

    一代梟雄,幾乎打破了門閥政治的規則,卻還是敗于規則之下。

    7

    桓溫是士族,也是軍人,而之后奪取晉朝皇位的人中,一個是他出身門閥士族的兒子桓玄,另一個是武將出身的宋武帝劉裕

    元興二年(403年),桓玄在消滅權臣司馬道子父子和北府兵將領劉牢之后,廢晉安帝,篡位稱帝,建立桓楚。之后,次等士族出身的北府兵將領劉裕,以討伐桓楚為名舉兵,驅逐桓玄,扶持晉安帝重登帝位,成為了新的權臣,獨攬大權,并于元熙二年(420 年)逼迫晉帝禪讓,稱帝建國,改國號為宋。

    桓溫篡位的野心,將時代撕開了一道裂縫,而這場變革最終在他死后多年爆發。東晉門閥政治的回光返照就此歸于沉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劉裕是門閥政治的掘墓人,而為他遞上這把鏟子的,正是桓溫。

    隋唐以后,桓溫成為了謀逆的代名詞。在唐代官修的《晉書》中,他與舉兵作亂的王敦單列一傳,而編撰者不過是用“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等鞏固封建皇權的觀點,對其加以批判,將他歸為逆賊。

    然而,在最初的記載中,桓溫的形象并非如此。南朝的史學家沈約認為,桓溫是個英雄,“雄才蓋世,勛高一時,移鼎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

    東晉狂人:不能流芳百世,就遺臭萬年

    ▲《世說新語》,塑造了南朝文人心目中的桓溫形象。

    在《世說新語》中,關于桓溫的記載有近百條,在這些生動的故事中,他也不單單是亂臣賊子,更不是十惡不赦的惡人,而是一個可愛的梟雄:

    桓溫北伐時,路過年輕時居住過的金城,見30多年前親手載下的柳樹已長成十圍,而神州陸沉的悲慘現實無所改觀,不禁感慨:“木猶如此,人何以堪。”

    有一次,有人向桓溫請教王坦之、謝安二人的高下。這兩人都是桓溫的政敵。桓溫剛想開口就后悔了,說:“你喜歡傳人話,我不跟你說。”

    桓溫擔任荊州刺史,施行德政,不愿以酷刑威懾,屬吏犯罪受杖刑,木棒只是從官服擦過。桓式從旁邊經過,就對桓溫說,我剛剛看人受刑,木棒舉起拂過云彩,落下時也不過是掠過地面。桓溫笑說,我還擔心打重了……

    一個明明可以舉兵造反的權臣,到死都在等著他的皇帝加九錫,硬是要按規矩辦事,在政治上如此天真,也難怪宋代朱熹對此風趣地評價道:“若他便做了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

    參考文獻:

    • (唐)房玄齡:《晉書》,中華書局,1996年

    •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中華書局,2009年

    •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2010年

    •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中華書局,2011年

    • 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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