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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之殤:甘露政變,其影響遠甚安史之亂

2020-02-25  老道太太...

      唐之殤:甘露政變,其影響遠甚安史之亂!

      太史慈子義

      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

      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

      顧索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追。

      麒麟作脯龍為醢,何似泥中曳尾龜。

      ――唐·白居易《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其日獨游香山寺)

      唐之殤:甘露政變,其影響遠甚安史之亂

      這是白居易在“甘露政變”后,聽聞“甘露四相”遭到殺害后追記之辭,詩人對正直士人的遇難表示出深切的悲哀。本想寫一篇文章好好分析“甘露政變”,偶然見到一篇文章,如獲至寶,故引用如下,作了部分修改。

      一、朕是什么樣的皇帝?

      這是一個不值得同情的故事。如果你足夠膚淺,也會這樣認為。

      這個故事中,幾乎囊括了一切類型電影的關鍵詞:陰謀、驚悚、懸疑、宮廷、格斗、刺殺、皇帝、官宦、宰相、陷阱、逆襲、悲劇、偶然、意外、周密的籌劃和豬一樣的隊友……所以說歷史本身無須虛構就比小說精彩。

      講這個故事前,先看一個對話。

      開成四年(公元839年)的一天,唐文宗李昂一個人在后宮愣神,“瞠目獨語,左右莫敢進問”,隨后題詩一首:“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這位皇帝在觀賞牡丹時,又吟《牡丹賦》:“俯者如愁,仰者如語,合者如咽。”吟罷才想起這是前宰相舒元輿的作品,“不覺嘆息良久,泣下沾臆”。這一年冬天,文宗欲在延英殿召見宰相,但被宦官拒絕。他輾轉至思政殿,問:“今日哪位大臣在翰林院值班?”

      宦官:“中書舍人周墀。”

      文宗:“那我可以見見他嗎?”

      這一次被宦官允許。

      周墀來到后,君臣進行了一次歷史上著名的對話。

      文宗:“你說我像以前朝代的哪位皇帝?”

      周墀:“唐堯虞舜,殷湯夏禹。”

      文宗:“你說的這些我不敢比。你覺得我比周赧王、漢獻帝如何?”

      周墀震恐,拜倒在地:“赧、獻乃亡國之君,如何與陛下比?!”

      文宗苦笑:“我比不上他們。周赧王、漢獻帝,受制于強大的諸侯,而我卻受制于家奴。”說罷,淚落衣襟。

      這個橋段,很多人耳熟能詳。

      二、中唐、晚唐之分

      講文宗皇帝的故事,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唐朝的分期。

      初唐、盛唐、中唐、晚唐,這是人們熟悉的概念,但這只是唐詩視角下的說法,比如認為盛唐結束于代宗大歷五年(公元770年),看起來叫人莫名其妙,仔細端詳會發現:杜甫死于這一年。所以,這種時間分期不能用于社會角度下的唐朝。

      社會視角下的唐朝,以盛、中、晚、殘四階段劃分更準確:

      從唐朝建立到玄宗時代,盛大開放,氣象瑰麗,為盛唐時代。盛唐和中唐的分界線,就是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亂”,這當然沒有疑問。但中唐和晚唐的分界線在哪兒?歷來眾說紛紜。有人認為唐憲宗元和中興結束后,就直接進入晚唐了;有人認為,唐穆宗長慶時代仍屬中唐,之后才是晚唐;還有人認為,真正意義上的晚唐,是從完全不可救藥的唐懿宗咸通時代開始的。這些都不太準確。真正的分界線是本故事所講的“甘露之變”(晚唐和殘唐的分界線,則以僖宗即位、黃巢暴動為標志)。

      唐文宗李昂一共使用了兩個年號,前九年用的是“太和”,后五年用的是“開成”。“甘露之變”爆發于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這一天,皇帝與宰相密謀,欲在深宮里誅殺專權的宦官,但事變在瞬間被逆襲而失敗,結果導致皇帝被幽禁,四名宰相被腰斬,長安城中大肆搜殺,死難士民超過千人,成為唐朝第一痛史,對朝廷的政治格局和大臣的心靈走向起到了巨大的影響。

      “甘露之變”是宰相、大臣協助皇帝鏟除專權宦官的行動。那么就得說說唐朝宦官專政的情況。

      這個情況并非從我們熟悉的高力士開始。力士談不上專權,頂多為玄宗所寵信。而且,力士至死都忠心于玄宗。唐時宦官之惡,是從李輔國開始的。此人抓住一個機會,在“安史之亂”中擁立唐肅宗,使玄宗被迫成為太上皇。而肅宗又是個非常無能的人。所以,大權盡落在李輔國之手。后來,此人涉嫌謀殺了作為太上皇的玄宗,還在宮廷格斗中處決了肅宗的老婆張皇后,當時正在病中的肅宗因此驚嚇而死。可以說,從一開始,專權的唐朝宦官就玩得比較狠。

      但肅宗之后即位的代宗對付宦官是很有手腕的:先派刺客刺殺了李輔國,又誘殺了此后專權的魚朝恩,并且流放了另一名著名宦官程元振。一個皇帝解決了三大宦官,這一記錄可謂唐朝之最。但仔細深究也好理解,因為這時宦官還沒掌握禁軍。但隨后的德宗時代就不同了。

      德宗一度想削平藩鎮,但最終失敗,其間引發“涇原兵變”:平叛的甘肅涇原士兵路過長安,因不滿待遇而嘩變,德宗出逃時,身邊大臣沒幾個,倒是一群宦官保護了他。返回長安后,切身經歷讓他作出一個并非明智的決定:禁軍主力神策軍的兩名司令官即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直接由宦官擔任。

      這是個可怕的開始。

      換個說法就是,宦官擔任了皇城警備軍司令。這就不好辦了。從此之后,直到唐末宰相崔胤引軍閥朱溫大殺宦官前,唐廷一直在閹人可怖的陰影下運作,他們牢牢地控制著皇帝的生死和皇位繼承的決定權。

      唐之殤:甘露政變,其影響遠甚安史之亂

      三、“甘露之變”

      現在可以說到“甘露之變”的主人公文宗皇帝了。

      文宗的祖父憲宗、哥哥敬宗,這兩任皇帝都直接死于宦官之手。尤其是開創了“元和中興”局面的憲宗之死,叫文宗久久不能釋懷。當時,宮內外都傳是宦官王守澄指使小宦官陳弘志毒殺了憲宗。由于這件事涉及文宗的父親也就是穆宗(傳言穆宗當初為登上皇位而參與了弒殺),所以最后不了了之,涉案的王守澄仍在宮中擔任要職,直接手刃憲宗的陳弘志則在襄陽做監軍。殺了皇帝,卻什么事都沒有,這叫文宗怎么也想不通。不但文宗想不通,后人也想不通:這唐朝也太開放了,大明宮的幕布也太黑暗了。

      文宗即位后想有作為,一來二去發展了兩個心腹:宰相李訓、鳳翔節度使鄭注。三個人合謀,開始一步步鏟除宦官,尤其是涉嫌弒君的“元和逆黨”,這期間提拔了另一名宦官仇士良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分當時最大的宦官王守澄之權。仇此前一直為王守澄壓制,其在出任要職后立即向文宗密報: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憲宗一夜之間暴崩,確是王守澄指使宦官陳弘志所為。至此,這個傳言就被證實了。

      文宗隱怒驟起,隨后依次使計,杖殺了陳弘志,毒殺了王守澄。但此時,仇士良又坐大。所以,按鄭注的計劃,叫包括仇士良在內的大小宦官全體出動,給王守澄送葬,在長安郊外將其一網打盡。但李訓擔心此舉成功后鄭注將獲首功,于是在聯絡了另一名宰相舒元輿,以及左金吾將軍韓約、未上任的太原節度使王璠、未上任的邠寧節度使郭行余、代京兆尹羅立言、御史中丞李孝本后,決定在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這一天提前在皇宮內動手,誅滅眾宦官。在這里,有一個大疑問:是殺所有的宦官,還是專權的宦官?假如文宗要處決皇宮里所有的宦官,是最終廢除宦官制度,還是說換一批新宦官?在當時來說,前者是不可能也不現實的。但如果是后者,那么仍解決不了已形成傳統的宦官干政問題。

      從官職上說,這個剪除宦官的政變陣容很強大。

      也就是說,四位宰相中的兩人,以及長安市代市長、禁軍高級指揮官和部分重臣都參加了。

      接下來,看看十一月二十一日這一天到底發生了什么?

      按李訓制定的計劃,當日上朝后,左金吾將軍韓約向文宗報告,說大明宮左金吾庭院內的石榴樹上突現預示吉祥的甘露,報告完畢后李訓等人一起向皇帝祝賀,此時韓約悄悄返回已伏有兵士的左金吾庭院。文宗在表示詫異后,派李訓前去查看甘露降臨是否屬實,李訓回來后對甘露的真實性提出質疑。接下來,文宗再派宦官左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魚弘志帶一班宦官去查看。當他們進入左金吾庭院后,立即關閉大門,由埋伏在那里的韓約率人將他們一并撲殺……

      這個計劃還是非常周密的。按部就班,每個環節都涉及了。皇帝、宰相、大臣都開始進入角色,令人緊張而窒息的“戲”開始了:

      前面部分進行得很順利,從文宗到李訓再到韓約,三個人在宦官面前演得還不錯。

      問題出現在后面,最關鍵時刻有人掉了鏈子。這個人就是第二次進入角色的左金吾將軍韓約。

      說起來,這名將軍在長安大名鼎鼎,因為他是個特別出名的烹飪大師和美食家。跟后面的宋明王朝相比,唐朝雖然還不是市民社會,但人們已經開始初步懂得如何享受生活了,特征之一就是唐朝貴族和士人嗜吃,按《酉陽雜俎》記載,長安流行的美食有:蕭家的餛飩(湯鮮味美,去其肥汁,可以煮茶)、庾家的粽子(瑩白如玉,估計是江米的)、將軍曲良翰烤的駝峰(烤駝峰是從西域傳來的,烤前切成片,加上香辣佐料,味道鮮美),還有就是韓約做的櫻桃畢羅。

      什么是畢羅?簡單地說,就是從西域傳入的一種帶餡的燒餅。

      這位金吾大將軍親手做的畢羅,熟后櫻桃顏色不變,被稱為“長安一絕”。除善做櫻桃畢羅外,按照段成式的記載,他還能制作“冷胡突鲙”,類似于帶有魚肉的片湯;“醴魚臆”,甜味魚胸;“連蒸詐草獐皮索餅”,一種獐肉餅。如果在一個夜宴的局上,韓將軍的手藝必定會贏得賓朋的交口稱贊。但是,這位廚藝了得的將軍,干起正事時卻不管用了。

      整個計劃的開頭,是韓約跑進大殿,向文宗皇帝稟報他所在的左金吾庭院的石榴樹上天降甘露。演這場戲時,韓約雖然也很緊張,但最后蒙混了過去,沒被宦官看出破綻。但當仇士良、魚弘志兩大宦官帶人進入左金吾庭院后,直接面對石榴樹下的韓約時,這位韓將軍的心理在瞬間崩潰了。

      在文宗時代之前,宦官已經專權幾十年,殺害了玄宗、順宗、憲宗和敬宗四位皇帝,這些面容古怪陰森的閹人,已經樹立起自己強大的權威。所以,當韓約直面仇士良時,由于過度緊張,腦門不斷冒汗,一下子引起仇的懷疑。此時正是深冬季節,天是非常冷的,如果不是心里有鬼,何故如此?!就在這時候,風吹幕起,仇士良發現幕布后面竟伏有士兵,于是怪叫一聲:“不好!”

      仇士良是廣東人,說一口帶粵語味的長安官話。加上身為宦官,嗓音尖利,這一嗓子響徹了整個庭院。所有宦官都驚了,在仇士良的帶領下,他們掉頭就往回跑。守門的金吾衛士本想關大門,但被仇士良高聲怒斥,愣神間,一伙宦官已經逃了出去!

      在逃出的路上,仇士良越想越不對勁,回想事情的一幕幕,似乎是個早已設計好的圈套。但面對突如其來的事態,他一時間也無法確定誰是主謀,更不知道文宗是否參與了陰謀。在這最危急的時刻,這名唐朝巨宦比那韓約冷靜多了。雖然此時仇士良不能斷定誰參與了陰謀,但他知道一點:要想轉危為安,無論皇帝有沒有參與政變,他都必須將其控制在手。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么整個事情他沒有翻盤的可能。這個瞬間的決定在后來被證明是他逆襲成功的最關鍵因素。

      在仇士良帶領下,宦官們向含元殿狂奔而去。

      大明宮一共三重大殿,第一重大殿是含元殿,第二重大殿是宣政殿,第三重大殿是紫宸殿。按唐人筆記《劇談錄》記載,“含元殿,國初建造,鑿龍首崗以為基址,彤墀釦砌,高五十余尺,左右立棲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于闕前。倚欄下瞰,前山如在諸掌。殿去五門二里,每元朔朝會,禁軍與御仗宿于殿庭,金甲葆戈,雜以綺繡,羅列文武,纓珮序立。蕃夷酋長仰觀玉座,若在霄漢。識者以為自姬漢之代迄于亡隋,未有如斯之盛。”

      當日早朝,文宗最初是在紫宸殿接見的大臣。在被報告石榴樹上發現甘露后,文宗就帶著謀劃事變的宰相李訓、舒元輿以及一部分大臣轉到了前面的含元殿;還有一些大臣,在另兩名宰相王涯、賈餗的率領下,去中書省議事了。中書省在哪兒?也在皇城里,即延英殿(皇帝與重臣議政的主要宮殿)外面一側的小平房。

      現在,仇士良想的是:如果不把皇帝控制在手,那么無論他跑到哪兒都會被逮住。這沒有任何懸念。即使他手里掌握有神策軍,那么最后他仍是死路一條。正是懷著這個想法,仇士良帶著魚弘志等宦官百米沖刺般跑回含元殿。此時,作為整個事件的主謀,李訓以及另一名宰相舒元與和一些大臣也在含元殿。

      在仇士良去左金吾庭院后,李訓就開始按計劃調動了,他叫太原節度使王璠、邠寧節度使郭行余上前接旨。郭行余膽子還大點,上前領了命令,而王璠跟韓約一樣,緊張得邁不動腿,以至遲遲不能接旨。這個政變團隊的心理素質是如此糟糕。

      仇士良等人狂奔沖入含元殿。

      插一條《酉陽雜俎》的記載:“韋斌雖生于貴門,而性頗厚質,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嚴,有大臣之體。每會朝,未常與同列笑語。舊制,群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廊下。忽一旦,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罷,斌于雪中拔身而去……”

      說的是,出身世家大族的韋斌,每次朝會時都儀表嚴整,即使天降大雪,仍一動不動地站立在庭院中。韋斌是盛唐玄宗時代的人,也就是說當時朝會大臣們還是站在庭院而非大殿里。中唐以后這種規矩才慢慢變化,在朝會時,大臣們可以進入殿內了。但此時,正式的朝會已經結束,按規矩大臣們還是應該在庭院中等待石榴樹上現甘露的消息,但文宗皇帝比較富于同情心,因為正是寒冬時節,所以他破例叫大臣們在殿內等候。

      在仇士良等人沖進大殿的時候,李訓知道韓約那邊把事搞砸了。但此時,仇士良不能確定在場的大臣中誰是謀主,所以他并沒搭理李訓,而是直接跑上玉階,拉起龍椅上的文宗就走,并大呼:“今日事急矣!請陛下升輦入內!”

      在場的大臣們目瞪口呆。

      殿外有文宗的玉輦,實際上也就一轎子。仇士良帶著宦官把文宗塞進轎子,抬起來直奔后宮,也就是宣政門。這一切都發生在瞬間,殿上的大臣們都不及反應。李訓的神經還算強大,站在殿門口高喊:“金吾衛士上殿!護駕者,賞百千錢!”

      喊過這一嗓子后,仇士良并沒有懷疑到李訓。但李訓第二嗓子讓仇士良明白了一切。李訓的第二嗓子是:“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內!”

      此時整個大殿上完全亂了,大臣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

      李訓死死抱住文宗的轎子不放,跟仇士良發生貼身肉搏。直到這時候,沒參與政變的大臣才知道事情不妙。接下來,絕大多數人的選擇不是幫著李訓誅殺宦官,也不是幫著宦官逆襲李訓,而是為了避免牽連,自顧自地奪門逃跑了。

      上朝前,李訓為防備萬一,在靴子里藏了把匕首。在與仇士良搏斗中,這位老兄猛地拔出匕首,還真把對方嚇了一跳。但李訓畢竟是個文官,沒任何格斗經驗,雖然手里握有利器,但連刺了幾下都沒刺中。聰明的仇士良并不戀戰,在一名宦官的幫助下,終于擺脫了李訓,跟魚弘志等人抬著裝有文宗的轎子奔入宣政門,隨后把大門緊閉,高呼萬歲。

      仇士良現在太明白了:現在皇帝在手,他勝了!

      再說含元殿那邊,幾十名沒能走脫的宦官被猛然沖進來的金吾衛士砍殺。

      按李訓事先的安排,大明宮正門丹鳳門外有一支人馬在待命。事變爆發后,這支人馬也沖了進來。但這是一支雜牌軍,來自太原節度使王璠、邠寧節度使郭行余招募的兵丁。此外,還有代京兆尹羅立言手下的巡邏兵,以及御史中丞李孝本的仆從家丁。在李訓的招呼下,羅立言和李孝本手下一共五百多人殺了進來。王璠的手下則來了一部分,至于郭行余的手下見情勢不妙,并未入內就一哄而散了。

      由于仇士良已劫持文宗跑了,所以含元殿上的格斗已失去意義。接下來,災難開始了。

      宣政門里,仇士良喘了一口氣。他看著文宗。后者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對這位大唐皇帝,仇士良沒立即發作,只是用宦官特有的嗓音冷笑了一聲。文宗不由得打了個冷戰。仇士良的冷笑太復雜了,既有慶幸與蔑視,又有怒怨和不平。因為他認為,當初誅殺王守澄,自己是立了大功的,現在反被謀算。

      于是災難真的開始了。

      仇士良一聲令下,神策軍打開大門,沖了出來……

      李訓手里的兵力,除了一部分金吾衛士外,還有上面說的那幾百人。此時殺出來的神策軍,開始只有仇士良直接指揮的左軍,五百人而已。但這神策軍是禁軍中最精銳的一支,所以一下子局勢就逆轉了。

      隨后,魚弘志指揮的右軍也出動了五百人,這一千人把李訓那邊的雜牌軍誅殺殆盡。但這只是一個開始。因為仇士良越想越生氣。他隨即下令,神策軍殺向延英殿旁的中書省,去全殲在那里議事的官員。

      這個計劃是瘋狂的。

      當神策軍殺來時,中書省的官員們正準備吃午飯。王涯、賈餗兩宰相都沒參與政變。當聽到神策軍撲來且見人就殺時,大家根本來不及琢磨是怎么回事,就紛紛奪門而逃。沒能逃走的大臣和中書省工作人員共六百多人全部死難。

      接下來,仇士良下令長安全城戒嚴,捕殺所謂逆黨。這個過程中,又有一千多名無辜士民被殺。

      事變失敗后,李訓第一時間從宮中逃出。為迷惑他人,一邊縱馬飛馳,一邊大喊:“我有何罪,把我貶到外地為官?!”

      這樣的場面,令人五味雜陳。

      出長安后,李訓奔終南山,想藏在故友華嚴宗大師宗密和尚那里。后者想收留他,將其剃度為僧,但終被弟子勸阻。李訓只好轉奔離長安不遠的鳳翔,也就是盟友鄭注那里。但在路上即為人擒拿。李訓知道落在仇士良手里遭凌遲是必然的,所以對押解將士說:“你們把我送到長安,功勞必被神策軍奪去,不如現在就殺了我,把首級送給他們。”

      押解將士滿足了李訓……

      就這樣,“甘露之變”以皇帝、宰相、大臣的完敗而告終,宦官取得了全面的勝利:

      李訓,時任宰相,由長安往鳳翔逃的途中被捕,被砍首;

      舒元輿,時任宰相,逃至安化門,被捕,遭腰斬;

      王涯,時任宰相,事先沒參與政變,亂中跑到永昌坊的一家茶館,在那里被捕,最后屈打成招,遭腰斬;

      賈餗,時任宰相,同樣也沒參與政變,慌亂中逃至興安門,被捕,遭腰斬;

      王璠,時任太原節度使,逃至長興坊府邸,被捕,遭腰斬;

      郭行余,時任邠寧節度使,逃至平康坊,被捕,遭腰斬;

      羅立言,時任代京兆尹,逃至太平坊,被捕,遭腰斬;

      李孝本,時任御史中丞,逃至咸陽外郊,被捕,遭腰斬。

      在腰斬以上宰相和大臣時,仇士良叫百官必須到場觀看,從心理和精神上徹底摧毀了那個時代的大臣。

      在長安,最后一個落網的是那位金吾將軍兼烹飪大師韓約。事敗后,他也逃出大內,在長安潛藏了幾天,可這天晚上實在太餓了,于是出來覓食,在崇義坊被神策軍捕獲。被捕后,韓約為自己辯解,說:“正是因為我當時故意流汗提醒中尉大人,才使得李訓沒能得手啊,我是有功的。”

      仇士良在場,聽后大笑,說:“那我就不腰斬將軍了。”

      韓約大喜,說:“來世愿為牛馬。”

      仇士良說:“我直接取你項上人頭!”

      事變爆發時,鄭注曾帶數百親兵前往支援,途中得知李訓已敗,就只好返回鳳翔。仇士良密令在鳳翔監軍的宦官,叫其撲殺鄭注。這個世界有多么奇怪。縱觀唐朝乃至整個中國古代史,如果宦官想策動政變,成功率幾乎是百分之百,很少有失手的。不談智商的事,那未必靠得住。關鍵大約在于:他們雖然失去了陽物,但卻有著極其強大的神經,做起事來是那樣從容不迫。

      在鳳翔,對付鄭注的宦官是個叫張仲清的無名小輩。

      雖然此人一時間不知怎么撲殺鄭注,多少有些迷惘,但卻沒露出任何破綻。最后,在部將幫助下,設計宴邀鄭注議事。

      此時的鄭注已是進退維谷。他當然知道,自己隨時都有可能死于非命。但是,他沒法跑。是啊,作為鳳翔節度使,一個朝廷大員,他就算有潛逃之意,能跑到哪呢?人生中最難受的不是絕望,是無望。絕望還有置之死地而后生這么一說。無望呢?是完全沒希望了。

      對鄭注來說,就是等死了。

      鄭注帶著鳳翔節度副使錢可復去赴宴。

      真正是宴無好宴。鄭注眼神特別差,高度近視。宴席上,當對方抽刀時,他還沒看清那人在干什么,就當場被斬了。錢可復亦遇害。鄭注死前不知道的是:多年前,段成式的一位朋友,就已經預測到了這一幕的發生。

      這位朋友叫石旻,精通藏鉤(一種猜物游戲),又善于預言,敬宗寶歷年間,他隨吏部尚書錢徽及其弟錢可復至湖州,錢氏兄弟想吃兔餅。時為夏季,屬下好不容易捉到幾只兔子。石旻見后笑道:“可將兔皮留下,我記一事。”遂釘皮在地上,用紅筆寫下道符,自言自語:“恨較遲!恨較遲!”錢可復問其意,石旻答:“我只是想記載一下兔年將要發生的事而已。”

      錢可復與鄭注死難這一年,正是兔年。

      事變后,仇士良、魚弘志除給自己加官晉爵外,還取得了參與延英殿議政的資格。在以往,能在這個地方與皇帝議政的只有宰相、重臣。而且,仇士良嚴密控制了文宗的自由,動不動就舉“甘露之變”數落文宗。面對數落,文宗所做的只有低下頭老實地聽著。從此,專權的宦官“上迫天子,下凌宰相,視朝士如草芥”。

      唐之殤:甘露政變,其影響遠甚安史之亂

      四、事變的后續影響

      “甘露之變”后,人人自危。事變結束后很長一段時間,大臣及文士都不敢提及此事,但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通過采訪,從側面寫到了這段痛史:“永寧王相王涯三怪:淅米匠人蘇潤,本是王家炊人,至荊州方知,因問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聲,晝窺之,或見銅廝羅,或見銀熨斗者,水腐不可飲。又,王相內齋有禪床,柘材絲繩,工極精巧,無故解散,各聚一處,王甚惡之,命焚于灶下。又,長子孟博,晨興,見堂地上有凝血數滴,蹤至大門方絕,孟博遽令鏟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數月及難。”

      事變中遇難的宰相之一王涯,本沒有參與剪除宦官的謀劃,最后在酷刑下違心招供。王跟韓愈是同期進士,算朝中的老人了。“甘露之變”爆發這一年,他已七十歲,是退休的年齡了。此前,有人曾勸其隱退,但王戀戀風塵,舍不下利祿,最終在退休前一刻死于非命。王涯死后沒多久,身在荊州的段成式采訪到從長安逃到該地的王家廚師蘇潤,得知事變爆發前王家出現三件怪事:

      一是王家宅南有井,每到夜里便有沸騰之聲,白天蘇潤曾窺視,有時見銅廝羅(洗手用的器具),有時見銀熨斗,打其水,水質有腐味而不可飲;二是王涯家中有一禪床,以柘木和絲繩制造,但后來無故地解散;三、其長子王孟博在一天早晨見廳堂地上有凝結的血跡一串,到大門口才消失,叫家人鏟去。怪象發生幾個月后,王涯被殺。當然,這只是傳說。但這種傳說,為“甘露之變”蒙上一層永遠無法去除的感傷。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宦官專權最嚴重的三個朝代之一,如果說東漢和明朝的宦官還不敢把皇帝怎么樣,頂多是干預朝政、對抗大臣,那么在唐朝中期以后宦官的囂張則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們殺皇帝如兒戲。唐朝有兩個皇帝于正史中被明確記載死于宦官之手:唐憲宗和唐敬宗。另有三個皇帝的死亡真相則被唐人隱秘地記載于筆記中:唐玄宗(死于宦官李輔國之手,《杜陽雜編》有隱晦記載)、唐順宗(死于宦官俱文珍之手,《續玄怪錄》“辛公平上仙”即寫其秘事)、唐宣宗(死于宦官王宗實之手,唐末史書《東觀奏記》有隱晦記載)。

      仇士良雖沒親手殺過皇帝,但在其掌權的八年里,幽禁了一個皇帝,誅殺了四名宰相,刺傷了一名宰相,處決了二名親王,斬了一名皇妃,矯詔擅立了一個皇帝,最后決定退休了。

      那是唐武宗會昌四年(公元844年)。雖然他一手把唐武宗扶上皇位,但這武宗皇帝天性英武,重用鐵腕宰相李德裕,君臣一唱一和,仇士良控制不住。離開皇宮前,一幫宦官來送行,詢問如何方可保持權勢,仇說了這樣一番話:“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近則又納諫,智慮深遠,減好玩,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暗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

      歸根結底一句話:不能叫皇帝閑著,當令其沉浸于聲色娛樂,只有這樣才可以控制在手里。

      但退休后沒多久,仇士良就暴死了。又過了不久,朝廷宣布在其府邸發現上千件兵器,武宗立即下旨,削去仇一切官爵。在這里需要說的是,雖然史上記載仇是正常死亡,但從這一系列事情看,他極有可能是被武宗派刺客刺死的,仇出宮后的結局跟肅宗時代的巨宦李輔國太像了,而李就死于代宗所派刺客之手。如果是這樣,倒也得其所!

      關于“甘露之變”,人們在讀史時,每至此事無不扼腕。本來計劃挺好的,怎么就一下子被仇士良逆襲了?假如當時韓約不露出破綻,又會是什么樣的結局?如果依了鄭注的計劃,在給王守澄送葬之際于長安城外誅殺宦官,是不是勝算更大?但歷史不相信假設,它的結果只有一個:甘露大冒險徹底地失敗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事變結束后,很多大臣都拍手稱快。因為在他們看來,李訓、鄭注原本就是小人,發跡最初依靠的就是宦官,最后誅宦官僅僅是投機而已,所以并不值得同情。也就是說,“道德正確”壓死了二人。

      但事情真有這樣簡單嗎?

      五、我們不是道德圣人

      鄭注、李訓確實都不是傳統標準里的道德完備之人。鄭注最初是干嗎的呢?走江湖的郎中。雖然出身低賤,被很多大臣看不起,且相貌難看,眼睛還有疾病(“尤不能遠視”),但醫術卻非常高明。此外,性情“詭譎狡險”。他本姓魚,后私自改成唐朝最顯貴的四大姓之一的鄭姓(崔、盧、李、鄭)。一個偶然的機會,鄭注結識了在平淮西藩鎮吳元濟之亂中雪夜襲蔡州的著名人物李愬。李轉任徐州節度使時,把鄭注引薦給了當時在徐州監軍的宦官王守澄,稱鄭注是天下奇才,搞得王很感興趣。當王回宮廷任職時,順手也把鄭注帶到了長安。

      鄭注出身江湖游醫,朝中大臣都不愛搭理他。但王守澄非常看重鄭注,經常與之通宵達旦地暢談時事。鄭注雖高度近視,但能言善辯。舉個例子:當時,王守澄是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左軍中尉叫韋元素,此人討厭鄭注,想謊稱有疾,叫鄭為他看病,趁機將其捕殺。鄭注還真來了,當發現不利于自己時,便口若懸河地跟韋元素聊起來,直到韋不知不覺地拉住鄭的手,最后不但沒殺鄭注,還“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但鄭注脫險后,即鼓動王守澄貶韋元素出宮做監軍,又建議王在路上將韋殺掉。

      鄭注真正得勢源于文宗突患風疾,一度不能說話。王守澄推薦了鄭注,后者還真就把病看好了,文宗從此也開始寵信其人,任命他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又升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自由地出入宮廷。

      就在鄭注得勢時,又出現一個李訓。李訓跟鄭注比起來還是有背景的,來自著名的隴西李氏,自己也是進士出身。善解《易經》的他,一個偶然的機會,為自己的親戚去行賄鄭注,后者遂將其推薦給王守澄。跟鄭注比,李訓高大魁梧,風神軒昂,善于演講,特別能感染人的情緒。王守澄也比較喜歡李訓,就把他推薦給文宗。一來二去,李訓也當上了皇帝身邊的翰林侍講學士。

      很多人說,鄭注狡險,善揣人意,反復無常,睚眥必報,那李訓也不怎么樣,誰得罪了他們,必將其清除出朝廷而后快。當時,“牛李黨爭”已經愈演愈烈,文宗曾發出“去河北藩鎮易,去朝廷朋黨難”的感嘆。這兩派互相打擊。鄭注和李訓呢,則全面開火,是既打擊牛黨,也打擊李黨,把包括李德裕、李宗閔在內的很多大臣都貶出長安,所以得罪了不少人。

      其實,去除朋黨和鏟除宦官一樣,是文宗政治理想的一部分。這也是他重用鄭、李的原因。所以,打擊牛李二黨這件事,不能單純地認為是鄭、李人品不好,或僅僅是出于個人的好惡。很多人在回望那段歷史時,把這個關鍵且本質的細節忽略了。

      就這樣,文宗皇帝、鄭注、李訓三人成立了一個反對宦官和朋黨的秘密聯盟。

      鄭、李二人雖是王守澄推薦的,但并不妨礙他們最終站在皇權一邊。隨后,連續成功誅殺了王守澄等人。此時李訓已被升為宰相,有一次,跟鄭注密談,說要鏟除宦官必內外合力,所以想叫鄭到離長安最近的鳳翔做節度使,以便直接掌握軍隊。一向被認為狡詐的鄭注,十分爽快地答應了。從這個細節看出來,鄭注沒有過多地想自己的得失。否則,他完全可以拒絕跑到鳳翔去做地方官。

      同時,鄭注出了條奇計,就是前面說的,趁在長安城外為王守澄下葬之際,他率領親兵,撲殺包括仇士良在內的大小宦官。但李訓此時的欲望更大,不但擔心鄭注搶去首功,而且亦有意誅殺宦官后再殺鄭注,所以帶著一群不靠譜的幫手,在皇宮中搶先發難,終被經驗豐富的宦官反戈一擊。

      但在那么多大臣甘于隨波逐流甚至見了宦官都哆嗦的時代,一個眼神兒不好的江湖郎中和一個研究《易經》的人站了出來。這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因為稍一失手就滿門皆滅。有人說他們是為了鉆營,想往上爬。仔細一分析,就會發現這種說法不成立。對李訓、鄭注來說,一個事變前就當上宰相了,已經位極人臣了;另一個則是文宗眼前的紅人。所以說,如果沒有一個政治理想支撐著,他們不可能進行這樣的大冒險。清代學者尚宛甫說得非常好:“訓、注雖譎進,然亂賊人人得誅!舉世畏宦官,訓、注獨舍生誅之,使其謀成,則武、宣、懿三宗必無復廢立之事。”

      史上的評價,對李訓還稍微好點,對鄭注則出奇的低。其實,鄭注并非像很多人說的那樣是個只知黨同伐異的小人。舉個例子,當初,文宗以鄭注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鄭注擔任新職前舉薦了倉部員外郎李款接替自己的舊職。

      文宗說:“鄭注啊,這李款以前曾向我彈劾過你。”

      鄭注答:“加臣之罪,雖于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

      這話也是響當當的。由此可見人性的復雜,任何一棍子打死的事都是不可取的。最初,鄭注只是個飄零江湖的郎中,但無常的命運與個人的奮斗,把他一步步推到時代舞臺的中央,并最終讓他成為一個悲劇性的人物。

      “甘露之變”失敗了,主要原因在于李訓,首先沒執行更穩妥的鄭注的計劃,其次用人不當,韓約之類皆不堪大任。這是歷史的定數,又充滿了偶然,乃至于詭異。那是事變爆發前多年,“鄭注太和初赴職河中,姬妾百余盡騎香氣數里,逆于人鼻。是歲,自京至河中所過路,瓜盡死,一蒂不獲”。由于鋪天蓋地的香氣的襲擊,自長安至河中的瓜都死了。是不是預示了幾年后“甘露之變”的結局?

      “甘露之變”對晚唐士人的心靈影響太大了。

      事變發生后,退居東都洛陽做“中隱”閑官的白居易一聲嘆息,他的很多同僚都死于事變,包括當初打擊過他的王涯。當初,剪除宦官集團的過程中,鄭注、李訓曾將一個叫田全操的宦官貶到外地,隨后通知當地官員,令其將田秘密決殺。但很快“甘露之變”爆發,田全操得以脫險,隨即返回長安,并在路上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此日,田全操入金光門,整個長安朝廷一下子就亂了,很多大臣認為宦官又要大肆殺人了。當時,新任宰相李石、鄭覃正跟大臣們在血跡未干的中書省議事,聽到田全操入城后,轉眼間在座大臣跑了一半兒。鄭覃也想跑,但被李石制止。李石找到仇士良,道明此事。仇或真或假地安慰了幾句,說有他在,姓田的家伙斷不敢鬧事。

      田全操雖然沒鬧事,但仇士良卻沒放過李石,因為這位新宰相有點不怕他,多次跟他針鋒相對。為此,仇士良派刺客在李石上朝途中進行截殺,李伏在馬上一路奔回府邸,在門口又遭刺客第二輪襲擊。雖然李石逃過一劫,但把滿朝大臣嚇壞了,轉天早朝時,文武百官來了幾個呢?九人而已。李石最終屈服,向文宗辭職,自求到外地做官。就連當初平定藩鎮的著名宰相裴度,也萌生就此歸隱之意。

      “甘露之變”改變了唐朝大臣和士人們的心靈格局與走向。事變前,士人們還有抱負,積極用事,欲恢復盛唐景象;事變后,則完全消沉,基本上都退守自家庭院和內心深處了,從士風到詩風乃至整個社會氣象都為之一變。看劉滄《秋日過昭陵》中所寫:“那堪獨立斜陽里,碧落秋光煙樹殘。”消沉、傷感、麻醉、追憶、無力感和等待日落的心情,是“甘露之變”后的晚唐時代的一切風格所在。

      但就是在人人自危、畏宦如虎的亂局下,文士李玫在其志怪筆記《纂異記》中寫下意蘊深遠的“噴玉泉幽魂”一篇:“會昌元年(公元841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于甘泉店。甘棠館西一里已來,逢白衣叟,躍青驄,自西而來,徒從極盛,醺顏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發人,猶唱開元太平曲……”

      說的是,唐武宗會昌元年之春,許生考進士不中,東歸家鄉,過安陽壽安山,欲投宿于前面的甘泉店。未至店,遇一白衣叟,在隨從簇擁下,乘青驄馬自西而來。許生催馬跟進,問其姓名,白衣叟笑而不答。許生跟在后面,走了二三里,天色已晚,來到當地名勝噴玉泉(白居易有詩《題噴玉泉》:泉噴聲如玉,潭澄色似空。練垂青嶂上,珠瀉綠盆中。溜滴三秋雨,寒生六月風。何時此巖下,來作濯纓翁)。這時候,白衣叟回頭道:“有幾位名士,在今晚于此泉下追憶舊事,我昨天被通知參加聚會,你不可再跟著我了。”

      許生好奇,執意尾隨,到噴玉泉邊,下馬后,伏于草叢中窺視,見有四位男子現身于泉邊園林中,一位神貌昂然,一位短小精悍,一位高大少須,一位清瘦機警,四人皆服“金紫”。“金”指“金魚袋”,“紫”指“紫色官服”。唐規中,朝臣官服分四種顏色:紫色一、二、三品;緋色四、五品;綠色六、七品;青色八、九品。同時,佩戴相應的彩帛制作的“魚袋”。按規定,一、二、三品官佩“金魚袋”,四、五品佩“銀魚袋”。以此推斷,幾位官職都在三品以上。他們坐于噴玉泉的石磯上,等來了白衣叟。

      四人齊聲說:“玉川,為何來遲?”

      白衣叟說:“時才游賞,歇馬館亭,見有詩題在柱上,吟詠了很長時間,故而來遲。”

      一人問:“什么詩能如此吸引先生?”

      白衣叟說:“詩作者的姓名不可知,但詩意與在座的遭遇有些相同。詩是這樣的:浮云凄慘日微明,沉痛將軍負罪名。白晝叫閽無近戚,縞衣飲氣只門生。佳人暗泣填宮淚,廄馬連嘶換主聲。六合茫茫悲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

      四人聞聽,以袍袖掩面欲哭。

      白衣叟與四人飲酒,幾巡后嘆息聲未絕。他們各自作詩感懷,似追述難忘的往事。詩成后,大家吟詠,間或長號,聲動山谷。不一會兒,接他們的侍從來了。幾人相視無言,唯有淚流,攀鞍上馬,如煙霧般消失在許生的視野里。

      后許生從草叢爬起來,上馬尋舊路而去。將近黎明時分,抵達一旅店,女店主問他為什么冒夜而行,許生把自己遇見的都說了出來。女店主說:昨夜三更,有騎馬者來我店買酒,難道是他們?說著,她打開錢柜,發現昨晚收下的都是紙錢。

      在這個故事中,四人形貌特征切合遇難的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輿四宰相:“長大少髭髯者”指李訓;“消瘦及瞻視疾速者”指王涯;“短小器宇落落者”指賈餗;“少年神貌揚揚者”指舒元輿。

      至于那位“玉川先生”即白衣叟,有可能是著名詩人盧仝的鬼魂。盧仝是王涯的朋友。“甘露之變”爆發前一天晚上,盧仝偶然留宿于王涯家,及至二十一日事變爆發,神策軍到四名宰相府邸大肆搜捕,盧仝正好被堵在家里,就這樣糊里糊涂地被殺。

      甘露喋血后,雖朝臣畏宦官如虎,但手握重兵的藩鎮不吃那一套,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手刃淄青節度使李師道的劉悟之子)就上書朝廷質問:諸宰相為什么被殺?罪名是什么?即使有罪,也應由朝廷處治,宦官有什么權力派兵捕殺?劉從諫還直接列舉仇士良的罪責,甚至稱:若朝中宦官繼續兇頑,他將發兵長安。詩人李商隱為此寫下《重有感》:“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須共主君憂。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在詩中,表達了詩人對事變的痛惜和對劉從諫的支持。在劉的威脅下,仇士良才漸消氣焰。

      涯之死也,人以為冤。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章,求示涯等三相罪名,仇士良頗懷憂恐。初宦官縱毒,凌藉南司。及從諫奏論,兇焰稍息,人士賴之。――《舊唐書·列傳第一百一十九·王涯傳》

      “坐訓、注而族者,凡十一家,人以為冤。”這是一個令人悲傷的數字。因《舊唐書》作李訓、鄭注等人列入一傳,但都寫得過于猥瑣,評論也很有局限性,故內容不再引用。《新唐書》雖然沒有拍宦官的馬屁,但對于李訓、鄭注也無好感,或許是宋朝人士大夫骨子里的清高在作祟。人性本來是復雜的,但在唐太和九年(835年)這一年,李訓、鄭注的表現無愧于忠臣,不要出身低下去衡量一個人,有時,一個偽君子比真小人對社會的危害大得多!

      一個積極進取包容樂觀的大唐已經徹底從歷史上消失,可以說,甘露之后再無唐,這也是一個時代的悲哀。

      附:“甘露之變”中被殺相關人物簡歷如下:

      李訓(?-835,本名仲言,字子訓,后改名李訓,字子垂,隴西狄道(今甘肅臨洮)人。宰相李揆族孫,李逢吉從子。進士擢第。坐長流嶺表,攀附宦官王守澄,太和八年(834年),自流人補四門助教,遷國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講學士。九年(835年)七月,改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九月,遷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甘露之變,謀誅宦官,事敗被殺。)

      鄭注(?-835,本姓魚,冒姓鄭氏,時號魚鄭,絳州翼城(今山西翼城)人。以醫術游歷江湖,得寵于襄陽節度使李愬,署為節度衙推。結交監軍王守澄。累從山東、京西諸軍,歷衛佐、評事、御史,又檢校庫部郎中,為昭義節度副使。太和七年(833年),罷邠寧行軍司馬,入京師。授通王府司馬,充右神策判官,中外駭嘆。八年(834年),醫治有功,拜太仆卿、兼御史大夫。九年(835年)八月,遷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九月,檢校尚書左仆射、鳳翔尹、鳳翔節度使。甘露之變,為監軍所殺。)

      王涯(764-835,字廣津,太原(今山西太原)人。貞元八年(792年)進士,又舉弘詞,為藍田尉。貞元二年(786年)十一月,召充翰林學士,拜右拾遺、左補闕、起居舍人。元和三年(808年),罷學士,守都官員外郎,再貶虢州司馬。五年(810年),入為吏部員外。七年(812年),改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九年(814年)八月,正拜舍人。十年(815年),轉工部侍郎、知制誥,加通議大夫、清源縣男。十一年(816年)十二月,加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十三年(818年)八月,罷相,守兵部侍郎,尋遷吏部侍郎。穆宗即位,以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名、劍南東川節度使。長慶三年(823年),入為御史大夫。敬宗即位,改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鹽鐵轉運使,俄遷禮部尚書,充職。寶歷二年(826年),檢校尚書左仆射、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就加檢校司空。太和三年(829年)正月,入為太常卿。四年(830年)正月,守吏部尚書、檢校司空,復領鹽鐵轉運使。其年九月,守左仆射,領使。七年(833年)七月,以本官同平章事,進封代國公。八年(834年)正月,加檢校司空、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九年(835年)五月,正拜司空,加開府儀同三司,仍兼領江南榷茶使。甘露之變,為宦官所殺。昭宗天復初,追復爵位。)

      王璠(?-835,字魯玉,籍貫不詳。元和五年(810年),擢進士第,登宏辭科。風儀修飾,操履甚堅,累辟諸侯府。元和中,入朝為監察御史,再遷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于鎮州。長慶中,累歷員外郎。十四年(819年),以職方郎中知制誥。寶歷元年(825年)二月,轉御史中丞。遷工部侍郎。二年(826年)七月出為河南尹。太和二年(828年),以本官權知東都選。十月,轉尚書右丞。三年(829年),改吏部侍郎。四年(830年)七月,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二月,遷左丞,判太常卿事。六年(832年)八月,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八年(834年),復拜尚書右丞。九年(835年)五月,遷戶部尚書、判度支。十一月,授太原節度使,甘露之變,為監軍所殺。)

      賈餗(?-835,字子美,河南人,第進士。進士擢第,又登制策甲科,文史兼美,四遷至考功員外郎。長慶初,本官知制誥,遷庫部郎中,充職。四年(824年),出為常州刺史。太和初,入為太常少卿。二年(828年),以本官知制誥。三年(829年)七月,拜中書舍人。四年(830年)九月,權知禮部貢舉。五年(831年),榜出后,正拜禮部侍郎。七年(833年)五月,轉兵部侍郎。八年(834年)十一月,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九年(835年)四月,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制出未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進金紫階,封姑臧縣男,未幾,加集賢殿學士,監修國史。甘露之變,為監軍所殺。)

      舒元輿(791-835,婺州東陽(今浙江金華)人,一說江州(今江西九江)人。元和八年(813年)進士。為諸府從事。太和初,入朝為監察,轉侍御史。尋轉刑部員外郎。五年(831年)八月,改授著作郎,分司東都。復召為尚書郎。九年(835年),以右司郎中知臺雜。七月,權知中丞事。九年(835年),拜御史中丞,兼判刑部侍郎。是月,以本官同平章事,甘露之變,為監軍所殺。)

      韓約(?-835,字重革,朗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太和中,為安南都護。太和二年(828年)九月,安南軍亂,遭驅逐。回朝,任太府卿,遷左金吾衛大將軍。大和九年(835年),甘露之變,為監軍所殺。)

      羅立言(?-835,宣州(今安徽宣城)人。貞元末,登進士第。寶歷初,檢校主客員外郎,為鹽鐵河陰院官。二年(826年),坐糴米不實,計贓一萬九千貫,鹽鐵使惜其吏能,定罪止削所兼侍御史。太和中,為司農少卿,主太倉出納物,九年(835年),為京兆少尹,知府事。甘露之變,為監軍所殺。)

      孟琯(789-?,郴州(今湖北郴州)人,元和五年(810年)進士。后為長安令。太和九年(835年),甘露之變,貶硤州長史。再貶梧州司戶參軍。有《嶺南異物志》一卷。)

      姚中立(穆宗時,為右拾遺,文宗時,遷萬年令。太和九年(835年),甘露之變,貶朗州長史。)

      李孝本(?-835,隴西狄道(今甘肅臨洮)人。宗室子。累官至刑部郎中,太和九年(835年),權知中丞事,甘露之變,為監軍所殺。)

      李貞素(?-835,妻郭鏦、漢陽公主女,累遷宗正少卿,由將作監改左金吾衛將軍。太和九年(835年),甘露之變,受韓約牽連,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字數1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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