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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同天去世 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還有很多相似的

2016-04-12  多余復雜
2016年是莎士比亞和西班牙小說家塞萬提斯逝世四百周年。英國作家薩爾曼·拉什迪為《新政治家》撰寫專欄文章,比較了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之間的異同,以及這兩位先驅如何為現代文學寫作奠下了基石。

  以下為文章全文:


  薩爾曼·拉什迪

  時值威廉·莎士比亞與米蓋爾·德·塞萬提斯·薩維德拉逝世四百年之際,或許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兩位巨匠都在1616年4月23日逝世,但這其實并不在同一天。1616年西班牙已經開始使用標準陽歷,而英國仍在使用比前者落后11天的儒略歷。(英國直到1752年才廢除舊制儒略歷,據說在變更當日,國內發生暴動,人群在街頭高呼,“把我們的十一天還回來!”)我猜,這兩位天性幽默、博聞強識的現代文學之父也一定會被日期上的偶合與實際的差異給逗樂吧。

  我們不清楚他們二人是否知道彼此的存在,但他們有諸多相似之處,其一便恰好是“不清楚”這三字,因為他們的身份都謎影重重;記錄中有數年空白,更意味深長的是,還有文件遺失。

  他們都沒留下什么個人的材料。信件、工作日志、廢棄的草稿也少之又少;只有龐大的、完整的作品。“余下的只有沉默。”(注:引自《哈姆雷特》)最終,他們二人都被愚蠢的理論懷疑其作者身份的真實性。好比說,網絡上草草搜索的結果“顯示”,弗朗西斯·培根不僅創作了莎士比亞的作品,還寫了《堂吉訶德》。(我最喜歡的瘋癲癲的莎士比亞理論是,他的戲劇不是他寫的,而是另一個同名人士寫的。)而塞萬提斯在世時就受人質疑,某個匿名為阿隆索·費南德斯·德·阿維拉內達的人(其身份也未得到確認)發表了《堂吉訶德》的偽續集,逼得塞萬提斯本人出馬寫了第二部,書中的人物都知道這個抄襲者阿維拉內達,并且對他很不齒。

  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幾乎沒有可能打過照面,但你越是仔細閱讀他們留下的作品,你就能聽到越多的呼應回響。首先——同時對我來說也是最寶貴的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宣告一部文學作品無需僅止于喜劇的、悲劇的、浪漫的,或政治/歷史的:如果構思得當,它可以幾者兼而有之。


  威廉·莎士比亞

  讀一讀《哈姆雷特》的開場吧。

  第一幕場景一是一個鬼故事。“這不是幻想吧?”勃那多問霍拉旭,當然這部劇遠不止于此。

  第一幕場景二展現了艾爾西諾宮廷之上的密謀:飽腹學識的王子怒不可遏,喪夫未久的母后迅速嫁給叔父(“啊,罪惡的匆促,這樣迫不及待地鉆進了亂倫的衾被!”)。

  第一幕場景三,奧菲莉婭登場,告訴她多疑的父親波洛涅斯,一場愛情悲劇的開端:“父親,他向我求愛的態度是很光明正大的。”

  第一幕場景四又變成了鬼故事,丹麥國里恐怕有些不可告人的壞事。

  隨著戲劇推進,它繼續不斷變形,時而關乎自殺,謀殺,政治陰謀,以及復仇的悲劇。它既有喜劇的時刻,還有一部戲中戲。它包含了英文里最優秀的詩句,最后卻在夸張戲劇性的血泊中結束。

  這就是我們后來者從這位游吟詩人身上繼承的遺產:一部作品可以同時成為一切的認知。法國文學傳統更為嚴苛,將悲劇(萊辛)和喜劇(莫里哀)區分開來。而莎士比亞將它們搗爛成一團,多虧了他,我們也可以如法炮制。

  在一篇有名的散文中,米蘭·昆德拉提出小說有兩位先驅,塞繆爾·理查德森的《克拉麗莎》和勞倫斯·斯特恩的《項狄傳》;然而這兩部長篇累牘、百科全書式的小說身上都有塞萬提斯的影響。斯泰恩的托比叔叔和特靈下士明顯以堂吉訶德和桑丘潘沙為原型,而理查德森的現實主義也因塞萬提斯鞭笞迷惑住堂吉訶德的愚蠢中世紀文學傳統而得益匪淺。在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的杰作中,狼狽與高貴同在,共鳴和情感與淫穢和粗俗并行,最終推向那個極盡動人的瞬間,真實的世界顯身,而愁顏騎士承認了自己是個愚蠢的瘋老頭,“去年的雀巢,今年沒有鳥。”

  他們都是自我意識強烈的作家,絕大多數現代大師都能覺察其現代元素,劇作家筆下的戲劇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舞臺上演出的戲;而小說家筆下的小說敏銳地體察到它的虛構本質,甚至創造了一個想象中的敘述者錫德·哈邁德·貝嫩赫利——有趣的是,他的祖先來自阿拉伯。

  這二人對底層生活和崇高理念都同樣著迷并且擅長,他們一系列的惡棍、妓女、小偷、酒鬼可以在同一家小酒館里適得其所。正是這種接地氣的特質讓他們哪怕在書寫幻想時仍是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不僅如此,我們后來者還能從他們身上學到:只有在現實的幫助下魔法才會有意義——有哪一個魔法師比普洛斯彼羅(《暴風雨》中的人物)更現實?——并且現實主義中也不妨注入適量的神話色彩。最后,盡管他們都使用源自民間故事、神話和寓言的比喻,他們拒絕道德說教,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們比許許多多追隨者都要更加現代。他們不告訴我們去思考或感受什么,但他們告訴我們如何去做。


  米蓋爾·德·塞萬提斯·薩維德拉

  與莎士比亞相比,塞萬提斯是一個更富有行動力的人,他在戰役中戰斗,嚴重負傷,左手失靈,在阿爾及爾的海盜船里囚禁了五年,才被家人籌錢贖回。

  莎士比亞的個人經歷并沒有這些波瀾;但他似乎比塞萬提斯對戰爭和從軍更感興趣。《奧賽羅》《麥克白》《李爾王》都是關于戰爭中的男人們(既發生在他們之間,也發生在沙場上)。塞萬提斯也啟用過他痛苦的經歷,例如在《堂吉訶德》“俘虜的故事”和若干戲劇中,但堂吉訶德投入的戰役卻是——用現代的話來說——荒謬的、存在的,而不是“真實的”。奇怪的是,這位西班牙戰士寫從軍作戰的滑稽的徒勞,并將一個偉大而典型的戰士塑造成一個傻子(這讓人想起近代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或馮內古特的《第五號屠宰場》對同一主題的探索),而英國詩人兼戲劇家的想象力(像托爾斯泰、諾曼·梅勒的一樣)徑直向戰爭逼近。

  他們的不同之處代表了當代的兩個極端;正如他們的相似之處、他們一致同意的準則仍讓繼承者們裨益良多。(拉什迪/文 鐘娜/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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